这几天，一个女人总在我的眼前浮现。一个美丽的少女，身着红袄绿裙，婀娜多姿，巧笑嫣然；一眨眼，那少女变成双腿浮肿，右臂僵直，面容憔悴的少妇；再一眨眼，又变成了一个满面皱纹、身材佝偻的老妪……这，就是我的母亲，一个美丽，温柔，善良，慈爱，勤劳，坚毅，质朴，伟大的母亲。
母亲一九三零年十月出生于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。母亲在家排行第三，姥姥就给母亲取了小名“三丫”。穷苦人家的女孩儿大多都没有名字，随便取个小名就是，待长大嫁人了就随夫姓。就像我的姥姥，本姓邵，嫁给我姓徐的姥爷后，姥姥的名字就叫了徐邵氏。
姥姥一生坎坷，十六岁嫁给一个赵姓贫苦农民，生育了一双儿女，可在儿子三岁、女儿一岁半时丈夫却暴病而亡。孤苦伶仃的姥姥，拖着一双儿女，嫁给了我姓徐的姥爷。我的姥爷是山东胶州一带人，以打铁为生，从山东挑着铁匠挑子闯荡到热河省阿鲁科尔沁旗黄家段村（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新民乡黄家段村）落脚，和原本住在那里的姥姥组成了家庭，支起了铁匠铺。姥姥与姥爷相依为命，为姥爷生了两女一儿。母亲身上原有个二姨，在八岁时不幸夭折。姥爷视姥姥带来的一双儿女——大舅和大姨为亲骨肉，待大舅十几岁时，姥爷就手把手地教他学打铁。但我的姥姥命运多舛，母亲和他的弟弟（我的老舅）尚没有成年，姥爷就英年早逝，撇下娇妻幼儿撒手人寰。姥姥没有再嫁，带着四个孩子艰难的生活。
解放前夕，大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因为有一身过硬的打铁功夫，被分配到修理班，负责给首长的坐骑挂马掌。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，听大舅说，参加上甘岭战役时饥渴难耐，曾喝过牛蹄窝里的牛尿，还喝过自己的尿。大舅在一次战斗中，被一块弹片掀翻了颧骨，当即昏迷过去，医院救治。伤好后复员回乡，继续打铁当农民。
大姨结婚几年后，大姨夫在白音花水库当工人，端上了铁饭碗，日子过得挺滋润。大姨婚后第二年生了表姐，表姐两岁时大姨有孕在身做重活，不小心流了产。此后，大姨怀胎十次。可每次在怀胎三月时，胎儿都没能保住。由于失血过多，大姨那裹过脚的身体更加站立不稳，十分虚弱。表姐长到婚嫁年龄，大姨夫入赘了一个倒插门女婿。为了让女婿学点本事，出钱给他找了个皮匠师傅拜师学艺。
老舅初中毕业后学了皮匠手艺，后到旗皮革厂当了工人，娶了本村的一刘姓姑娘。家离天山镇很近，每逢周末休息日，老舅就可以回乡和妻儿团聚。
母亲与父亲的婚事可谓机缘巧合。母亲没读过书，不识字。十六岁时，被媒人领到了奶奶家，原打算把母亲介绍给长父亲三岁的二大爷。爷爷、奶奶相中了母亲，都表示十分满意。可当奶奶拿了二大爷和母亲的生辰八字找人合婚，却被披为两人八字不合，奶奶就想辞掉这门婚事。孰料先前已经偷偷看过母亲的三儿子——我的父亲却大胆站了出来，向爷爷、奶奶说他要娶母亲。奶奶起初坚决不答应，说哪有哥哥尚没成亲、弟弟就捷足先登的道理。可耐不住父亲的软磨硬泡，爷爷、奶奶才答应下来。找人测过八字后，让父亲先行娶妻。父亲如愿以偿，欢天喜地，于一九四六年夏天，一台花轿把母亲娶进了家门。就这样，母亲与大她两岁的父亲拜堂成了亲。
母亲天生丽质，温婉贤淑，蕙质兰心。据邻居们说，母亲的美丽、贤惠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。我还记得有和父亲一起参加工作的阿姨形容年轻时的母亲，“杏核眼，柳叶眉，瓜子脸，樱桃口，身材苗条，梳着两条黑亮的大辫子，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女子。”还有父亲的同事偷偷形容母亲长得像“戏里的小姐”。只要母亲进入父亲工作的粮食局，父亲的同事就会聚在一堆儿，争相要看“长得像戏里的美人。”只可惜，我长得像我的父亲，没有遗传得母亲的基因。
出身大户人家的奶奶讲究多，规矩大。母亲嫁过来后，首先，奶奶给取了一个和母亲十分般配的名字：淑贤；其次，对母亲进行“三从四德”教育；第三，把原来表姑（表姑是奶奶的侄女，亲上加亲，嫁给了我大大爷，大大爷结婚两年后因病去世，没留下子嗣）做的家务活一股脑儿地交给了母亲；第四，有公婆在，不得和公婆、丈夫同桌吃饭。母亲贤惠，对奶奶立的规矩一一应承，逆来顺受。新婚的第二天就早早起床，做好一大家子十几口人的饭菜。伺候公婆、丈夫、大伯哥、小叔子、在河北的大姑子送娘家来养的两个孩子、二大姑子难产去世留下的嗷嗷待哺的女儿、做了嫂子没了丈夫的表大姑子、叔公公及他的没了娘的女儿等十几口子人吃罢了饭，母亲才在灶台旁草草吃了点残羹剩饭。接着又忙着喂猪喂鸡，推碾子推磨，收拾菜园。晚上，还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一家人缝缝补补。母亲虽然辛苦，却从没有一丝怨言。
二大爷第二年迎娶了二大娘，母亲以为来了帮手。可二大娘新婚蜜月就怀了孕，母亲又多了一个照顾对象。二大娘十月怀胎，生下堂姐，母亲又增加了伺候二大娘月子的重任。堂姐刚过周岁，二大娘又生下了堂哥。人口越来越多，母亲的活计当然也就越来越重。母亲不堪重负累倒了。双腿肿得穿不上裤子，早晨起来双腿痛得不敢着地，只得扶着门框一挪一挪地支撑着，到厨房做饭，到外面忙这忙那，做那永远做不完的家务。
母亲生育晚，结婚九年还没有孩子。门第观念重、信奉传统孝道的奶奶，本就嫌母亲娘家穷，见结婚九年的母亲，还迟迟没有给父亲生个一男半女，就更加不待见母亲，脏活累活都推给母亲。父亲上班实行供给制，一周才回一次家，奶奶见父亲不常在家住，就把从没有住过人的，没有窗户，又潮又湿的小耳房腾给母亲去住。奶奶对母亲的不公，没有得到其他家人的歧义，反而，有些家人却依仗着奶奶的偏爱，更对母亲颐指气使。母亲把二姑难产去世时留下的英表姐当做亲生女儿一样疼爱，哭了背着，睡觉搂着。英表姐小小年纪也深深爱着这个真心疼爱她的“三舅妈”。看母亲过于劳累，她就伸出稚嫩的小手给母亲按摩，捶背。二大娘接连生了一女、两男三个孩子，母亲身上却没有一点动静。没了丈夫的表姑在母亲嫁过来的当年另找了人家，第二年秋天生下大儿子后，又连着生了一儿两女。奶奶见母亲迟迟没有生育，就自作主张，跟表姑、表姑父商议把表姑家的二表姐过继给母亲。二表姐刚刚出生还没满月，奶奶就让表姑先养着，说等表姐断了奶就抱过来。可事情就是这么巧，二表姐刚刚过了一百天，母亲就觉得胃口不舒服，吃什么都恶心呕吐。开始，母亲以为吃什么东西吃坏了胃，没有在意。直到二大娘发现了母亲的异样，医院找中医把过了脉，才知晓母亲有喜了。母亲结婚的第十个年头生下了我，奶奶也就不再提领养二表姐的事儿了。
我两岁那年，母亲生下了我二妹，五岁时母亲又生下了我弟弟。弟弟出生后，爷爷主张分了家。爷爷、奶奶说三儿媳贤惠，极力跟着三儿子养老。于是爷爷、奶奶带着没娘的英表姐，跟了我们一家五口，八口人从老宅搬到了粮食局家属院。就在那一年，母亲的右臂肘关节处突发恶疮，由酒盅大，变为拳头大。母亲刚强，毫不理会，照样操持家务，挑水种菜，喂猪喂鸡，洗衣做饭，缝补衣衫。母亲右臂上的疮痈，经劳作抻拉破溃坏死流脓血不止，整条胳膊颜色青紫、肿得大腿般粗，看了中医，又看西医，都说治不了。父亲带医院，找专家诊断后，说母亲得的是瘰疬性皮肤结核，由于耽误了治疗，溃疡坏死深至肘关节骨头，已有腐烂的碎骨随脓血流出。唯一的治疗办法是从肩部截肢。母亲死活不肯，说是一大家子的活计还等着她做，截了肢就成了废人一个。要她截肢，她宁可去死。父亲拗不过母亲，医院拿些止痛药领着母亲回了家。回到家，母亲依然不顾病痛，依然像往常一样操持家务。胳膊疼痛难忍，睡不着觉，就吃几片止痛药强挺着忍着，连哼都不哼过一声。家里的活儿照例一样不落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一年以后，母亲右臂肘关节的那块骨头几乎全部烂掉，胳膊不能回弯，且肿胀发黑愈发严重。就在母亲几近绝望时，遇到一个熟人，给母亲介绍了一个乡村老郎中。这个老郎中家住城东胜龙村，祖上世代悬壶济世行走于乡村，有祖传秘方治愈过很多疮痈疑难杂症。老中医七十多岁，无儿无女，母亲病急乱投医，半信半疑地找他诊治。老中医先给了母亲十几粒黑色、香头般大小、长一厘米左右的“蚀药”，说把坏死的肌肉和骨头蚀掉，再用生发药愈合伤口。母亲敷上“蚀药”，几天后，溃烂的部分逐渐蔓延达两倍，肘关节处坏死的肌肉和骨头，随着包扎创面的纱布揭开一块块脱落，最后留下一处碗口大、鲜红的露着骨头的创面。老中医又给了母亲十几粒褐色的香头似的“生发药”，生发药有“蚀药”两倍长，也粗了一些。母亲把药敷到创面上，用纱布包好，第三天，揭开纱布，只见创面上竟长出一圈新的皮肤。母亲的胳膊有救了！一家人欣喜若狂，把老中医请到家中热情款待。席间，听老中医谈起自己无儿无女的孤寂，母亲当即决定认老中医为“义父”，为老中医养老送终。从此，母亲像亲生女儿一样照顾“义父”，每个周日都会带着自己不舍得吃的白面、肉、蛋到他家洗洗涮涮，清理卫生。老中医有了母亲这个女儿，家里干净了，身上的衣服整洁了，逢人便说：“老年有福，有了个孝顺的女儿。”老中医活了八十多岁，母亲尽女儿之孝给他送了终。
母亲的右臂在老中医的调理下日渐好转，右臂肘关节烂掉了一块骨头，在缺失的骨头上长出了新的皮肤，右臂肘关节部位形成一个碗口大的疤痕，右臂僵直不能弯曲。从此，母亲的右胳膊一直是只能伸，不能弯。母亲就学着用左手吃饭，左手拿剪刀、拿菜刀，用左手掐针线缝补衣衫、炒菜做饭。
家里人口多，仅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日子拮据，母亲就拖着残疾的右臂到家属队去做工。家属队的活计很杂，秋季收粮季节，粮食入库前对含水量较高的粮食要用木锨翻晒；装面的面袋沾湿受潮，面袋上沾着一片片厚厚的干硬的面饼，要用刀片一点点刮掉；拧麻绳、缝补麻袋、纺麻线，林林总总要做的活儿很多，也很辛苦。母亲右臂僵直，身体单薄，就比别人辛苦得多。但是，母亲残疾单薄的身体就像有永远使不完的劲，无论做什么活儿都不比别人差。母亲做的最多的活是补麻袋、串麻袋缝、纺麻线。母亲补麻袋、串麻袋缝时，用僵直的右臂拿着麻袋，左臂伸直就和着右手用麻袋针纫上麻线，一针一线地缝补着破了口的麻袋、串麻袋缝。时间长了，肩膀和胳膊酸痛得难受，就拿过身旁的木棍敲一敲。纺麻线，左手摇纺车，僵直的右臂得伸出老远，用右手拿麻续麻，一天下来，母亲的两条胳膊肿胀，腰酸背痛，晚上睡觉翻不了身。虽然辛苦，母亲却咬牙坚持，从不舍得休息。补麻袋、纺麻线都是计件工，母亲干出的活儿质量好，速度不比别人慢。经她缝补的麻袋，纺出的麻线，常被管理人员当作标杆，每个月的收入也很可观。每天下班回到家，一阵忙碌过后，母亲还得点着煤油灯为全家人缝补衣服、纳鞋底忙到深夜。
母亲心灵手巧，一年四季亲手缝制的衣服鞋袜，把一家人打扮得光鲜靓丽。那时，我们姊弟几人在我们家属院的孩子们中，穿着是最利落，最光鲜的。虽然我们的衣服大都是大人们的衣服改小了，大的穿小了，小的接着穿。但是经过母亲的巧手一改，穿在身上又合身又好看。一到春节，我们姊弟几人身上穿的衣服、鞋袜都令小伙伴们羡慕不已。
那些年，我家住粮食局家属院的土房，院子里有一块一亩多地大的菜园子。一到春天，母亲就僵直着右臂，一锹一锹地把菜园子里的土挖松，种上各样蔬菜，挑来一担一担的水浇在菜园子里。母亲挑水，要到隔着一条泄洪道相隔几百米的邻居家。邻居姓陈，住在泄洪道的南面，和我家斜对过，泄洪道两面都是两米多深的斜坡，水井在他家菜园里，挑水得穿过他家院子。挑一担水，来回走上千米，上下斜坡，很是吃力。母亲每挑一担水都要累得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一九六六年，粮食局在离我家几十米的地方安装了压水井，我和二妹也能帮助母亲用扁担抬水浇园。一九六九年春天，父亲买了钢管和压水井头，请人在院子里砸了一眼压水井，。从此，吃水和浇菜再也不用去外面挑水了。我家的菜园，在母亲的精心打理下，春天，绿油油的韭菜，菠菜，大葱生机盎然；夏天，扬着笑脸的向日葵，开着紫色花朵的茄子，绿色像灯笼似的辣椒，顶着黄花带刺的黄瓜，拉着蔓在菜畦里肆意生长的梢瓜，开着黄色喇叭花的角瓜，挂在架上一串串黄的红得像宝石一样的西红柿，少女般披着长发的一架架豆角，亭亭玉立的玉米吐穗扬雄，土豆秧上白花黄蕊如密布的白色蝴蝶，倭瓜秧上一个个翡翠般、圆的、长的形状各异的瓜蛋蛋，满园姹紫嫣红，蜂飞蝶舞。家里每天的饭桌上也总是各种新鲜蔬菜不重样。玉米灌了浆，母亲就掰几个玉米穗给我们煮上一锅嫩玉米，摘几个圆茄子蒸熟加点蒜泥，拌一盘拍黄瓜，来一盘白糖西红柿，别提我们吃得有多美。向日葵成熟了，母亲又给我们炒上一锅香喷喷的葵花籽，煮上一锅又甜又面的老倭瓜，炒一盘香辣土豆丝，炖一锅豆粒胖胖的花豆角。口渴了到菜园里摘根梢瓜，拽根顶花带刺的黄瓜，捡那熟透了红的黄的西红柿轻轻摘落果蒂，不用洗，不用擦，直接大口大口吃起来。吃完，擦擦嘴巴，满嘴留香。
每年春天，母亲都会买来两只小猪仔喂养。为了让猪尽快长膘，野菜茂盛季节，母亲就会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到山上去割猪草，割完猪草，又直着右臂把装满草的麻袋放在瘦弱的肩膀上扛回家。母亲养的猪又肥又大。一进腊月，母亲就忙着找人杀猪，灌血肠，炖一大锅杀猪菜，盛上几大碗，切上几片猪血肠，吩咐我们姊弟几人分头送到左邻右舍。那时，我们家杀猪的日子，也是邻居们解馋的日子。每年腊月二十九这天，母亲都要给我们煮骨头，为了给我们解馋，母亲剔骨头时，都要有意多留些肉。吃完早饭，我们守在锅旁，看着满满一大锅肉骨头“咕嘟咕嘟”地在锅里煮着，闻着弥漫在厨房里的肉香，高兴得又蹦又跳。肉骨头煮好了，母亲先给爷爷、奶奶每人挑了肉多块大的骨头放在碗里，然后再分给我们。母亲看着我们大块朵颐的啃着肉骨头，憔悴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，然后捡了块没有多少肉的骨头慢慢地嘬着。
（六十二岁时的母亲和父亲）
大我十一岁的英表姐在我家生活了二十三年，母亲很想供她上大学。但是，表姐高中毕业那年，正赶上“史无前例”的运动，因此高中一毕业，就到天山口中心总校当了一名教师。表姐上班后第一个月发工资，周末从学校赶回家来。周一清早吃过早饭，临回学校前，英表姐塞到母亲手里一只信封。表姐走后，母亲打开信封，里面装着表姐那个月的工资。母亲没说什么，默默地把那装着钱的信封收好。一周后，表姐再回到家，母亲照例又做了表姐爱吃的饭菜。饭后，母亲拿出那只信封，拉过表姐的手放在上面，对她说：“你长大了，钱就留着以后出嫁时用吧。”表姐攥着母亲的手，哽咽着叫了一声：“舅妈！”母亲拍了拍表姐的头欣慰地笑了。表姐二十三岁那年有了意中人，母亲像陪嫁女儿一样送她过了门。表姐出嫁后，依然像亲闺女一样回娘家。家里一有什么好吃的，母亲肯定叫回表姐带着表姐夫回来一道吃。
（二零一八年六月，英表姐与我们姊弟五人）
爷爷、奶奶在母亲的精心伺奉下，相继去世。奶奶享年七十九岁，爷爷享年八十三岁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爷爷没有经历病痛折磨，寿终正寝，安详离世。奶奶如果不是在那个“史无前例”的年代因父亲挨批斗受些惊吓，肯定会更长寿些。
（父亲、母亲及他们的孙辈们）
我们姊弟五人逐渐长大，相继走上工作岗位，结婚成家，有了孩子。母亲不但帮忙给我们带孩子，还承担了我们姊弟几个家庭的棉衣缝纫活计。每年一入夏，母亲就冒着酷暑，把我们姊弟几家人大大小小几十件厚的、薄的棉衣拆洗做好，一入冬，我们就能穿上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柔软、暖和的棉衣。年复一年，直到毛衣毛裤、样式新颖的毛呢大衣、羽绒服取代了棉衣棉裤，母亲才不再给我们做棉衣活儿。
（二零零四年，母亲和侄女、女儿）
母亲八十岁那年，得了青光眼。虽然做了手术，但是，视力急剧下降，两年后几近失明。但母亲依然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摸索着铺床叠被，洗内衣。
（我和八十一岁时的母亲）
二零零六年初，我退居二线，每天下午到弟弟家探望陪伴母亲。每次到弟弟家，都见母亲坐在沙发上，侧着耳朵倾听着我由远及近的脚步声。我告别母亲回家时，母亲就会像嘱咐小孩子一样嘱咐我：“靠马路边走，注意安全，到家就打个电话。”我应着母亲，走出小区，侧过身抬头看看弟弟家三楼的窗户，只见母亲站在阳台上，用手扶着窗棱，侧着耳朵倾听着楼下我那由近及远的脚步声。
二零一一年六月，在山东青岛工作，并成了家的女儿怀孕在身，已经办理退休手续的我，离开家乡，奔赴青岛照顾怀孕、生产的女儿。我临行之前，买了母亲喜欢吃的水果跟母亲辞行，母亲攥着我的手，我搂着母亲的肩，母亲一遍遍地嘱咐我：“坐车要多喝水，别上了火。”母亲柔软、温热的手把我的手心攥出了汗，也一直不肯松开。
我到青岛后，每天给母亲打一个电话，我这边电话刚接通，那边就传来母亲亲切的声音，母亲是每天都守在电话机旁，盼着我的电话。母亲嘘寒问暖，好像我是不会照顾自己的小孩子。母亲跟我说的最多的是，她怎么怎么好，不要惦记她，要我照顾好她的宝贝外孙女，也别累着。最后，母亲往往都叮嘱我，不用天天来电话，长途电话费贵。
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，坚强的母亲早上起床后不慎摔倒，导致骨盆粉碎性骨折。照顾母亲起居的弟弟医院治疗，母亲执意不肯，弟弟只好找医生来家里诊治。从那天开始，母亲拒绝进食，口里不断地叨念：“麻烦，麻烦……。”母亲是怕自己瘫痪在床，给子女增添负担。
五月二十九日，晚八时三十六分，母亲溘然长逝，带着对我们姊弟的牵挂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远在青岛，打点好行装准备回家探望母亲的我，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，肝肠寸断，心里一遍遍呼唤着：“妈，您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走得那么急，让您最疼爱的女儿来不及再看您一眼……”
母亲去世，英表姐悲痛欲绝，泪流满面，在母亲坟前长跪不起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妈妈，您把我当亲生女儿抚养长大，我也早在心底里叫了您千百次妈妈，可是，小时候姥姥找人给我算命，说我命硬，妨母。您健在时我一直不敢叫您妈妈，现在，我可以叫您一声妈妈了。”“妈——”，英表姐使出浑身力气，高声喊了出来。我们几个姐妹，含泪相拥……
就这样，亲爱的母亲，离开了我们。我美丽，贤惠，善良，坚强的母亲，一生吃苦耐劳，默默无闻，用伟大二字，形容不出母亲的伟岸风骨，借用台湾著名诗人洛夫的一首《母亲》，献给爱我、我最爱的母亲：“母亲卑微如青苔，庄严如晨曦，柔如江南的水声，坚如千年的寒玉，举目时，她是皓皓明月，垂首时，她是莽莽大地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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